要兩電多減價何其難

大公報 評論 2008 01 11 星期五

電力新協議雖然寫的是10年期，但延長了發電設備的折舊，兩電實得的利潤其實與現有協議一樣，仍然獲得15年的保證。加大資產有助於加電費，下次勁加電費，很可能是因為減排。9.99%的減費承諾，兩電實際的「損失」甚微，甚至可能埋下了加費的新伏線。

新年只過了一周，但西區海底隧道變相加價，中電和港燈的電費減幅未如人意，再度彰顯了公用事業監管的困境。

政府早期從大市場、小政府的原則出發，只要商人願意承包的公用事業，一律外判。而為了確保香港重商的美譽，關注承包者的回報多過用戶的利益。加上當時經濟好、通脹高，官員根據眼前的走勢給予最優厚的條件，簽下長期的「不平等」條約。回歸10年後，全球化改變了市場。市民挨了多年的通縮後，不願意再忍受對商界的傾斜。但協議長達十幾年甚至幾十年，我們在可見的將來仍然要為過時的安排承受過高的成本。

「城下之盟」令人嘅嘆

為了說明政府簽訂「城下之盟」之前，議員已有先見之明，電視台近日重播回歸前司級官員在立法局的發言。大官斬釘截鐵地說，西隧任意加價的情況不會發生。這位先生當官時被指霸道；退休後掌管公用事業，更因為管理不善而被逼退。但人已離世，罵他還不如調整思維以免重蹈覆轍。

回歸前，人們在政治上雖然擔心「九七」，但深信樓股只會漲不會跌、公務員英明神武、港式管理世界第一。我們既然咁叻、制度咁好，又點會上錯轎？高官覺得議員的疑慮不值一哂，完全正常。只不過他不加掩飾，才成為眾矢之的。

但回歸後，我們遭遇到多年來最嚴重的蕭條，更踫上禽流感和沙士。同期內，長三角飆升，珠三角穩步發展，由我們的學生和夥伴升格為勁敵。再加上中央用個人遊和CEPA為我們紓困後，我們開始認識到自己地小人少、缺乏腹地、獨沽一味金融的局限。

由於「中華電力」和「香港電燈」挾十億計的年利潤，仍然自元旦起加價，幅度高於通脹，政府周一公布與兩電達成的新《管制計劃協議》時，突出兩大成果：一是「許可利潤」由目前的13.5%-15.0%減少到9.99%，達到上屆政府承諾的單位數字，電費可望在今年底或明年初起減一成以上；二是利用罰款來減少污染物的排放。為了顯示談判之艱巨，當局說，環保局長與兩電一直「拗」到除夕晚即將倒數時，對方才接受條件。

協議年期尤其費解

但只要看翌日本報社論的標題《「兩減一開放」必須要落實》就知道，叫好的人不多。社論說的「開放」指市場而言。但有人戲言，電力市場開放較普選來得更遲。新協議雖然寫的是10年期，但延長了發電設備的折舊，兩電實得的利潤其實與現有協議一樣，仍然獲得15年的保證。引入其他電源起碼是15年後的事，較中央開綠燈的特首普選年份2017晚5年，甚至晚過立法會最早可以普選的2020年。

這類協議玩弄定義和財技，即使專家也不一定看得出所有的奧妙。但有報紙指出了一個檢驗真理的標準：看股價。協議公布後，兩電的股價表現好過大市。換言之，新協議對兩電比預期中好，也就是對市民比預期要差。

兩電的現狀是歷史遺留的病態：

本港表面上有兩家電力公司，但中電和港燈各自為政一北一南供電，拒絕轉讓多餘的電力給對方，故其實全港任何一處都只有一個供應商，屬於絕對的壟斷。而由於電力不能中斷，新建電廠少說也要好幾年，兩電一旦存在即無法取代。在電費上固然可予取予攜，與政府談判時更有恃無恐。連要求雙方的電網互聯，以便在供應上互補這樣起碼的合作，兩電都一口拒絕，由此可見其絕對的地位。

由於地理上接壤，中電的電網可與深圳聯接。近年珠三角電力短缺，中電透過聯網賣電獲利豐厚，故電費較港燈為低。維港兩岸的電費目前相差四成，「一市兩費」的奇景舉世罕見。

為了提供誘因，確保電力供應，政府按兩電的資產淨值來制訂其「許可」的利潤率。只要低於此水平，兩電即可申請加價。當局若然否決，兩電可對簿公堂，令香港負上違反合約精神的惡名。而既然資產越大賺得越多，電廠也就傾向加大投資。即使設備空置，也可透過加價由用戶承擔。這種監管模式製造經濟上的「道德風險」，早已過時。但香港繼續沿用，而且目前的許可利潤率比同類地區高將近一倍。今後利潤率雖然降至9.99%，但只要無法確保其投資合理，兩電就大有空間以提高利潤率。

為今後加價埋下伏筆

由於新協議要求減少污染，兩電不但可名正言順地加大環保方面的投資，更可以藉此收取雙重的收益。首先，加大資產有助於加電費。次之，減少污染可根據協議獲得財務獎勵。換言之，下次勁加電費，很可能是因為減排。環保已成為全人類的共識，你甚至不敢對加價說不。

專長公用事業的理大學者林本利指出，新協議另一個為人詬病的地方是延長兩電資產的折舊期。這不但加大資產額，令利潤水漲船高，而且日後引入競爭時，由於電網估值高，兩電可收取較高的「過路費」，令後來者經營困難。

總結以上各點，給人的印象是：政府為了達成9.99%的減費承諾，用隱晦的方式補償兩電「多」減的幅度。兩電實際的「損失」甚微，甚至可能埋下了加費的新伏線。

回首過去，公用事業之所以留下爛攤子，要說問題出於當時的審批制度、公務員甚至殖民地，還不如說「香港最叻」的思維害苦了我們。但由於政治原因，不少人仍然深信我們的制度無敵。一講到香港競爭力的危機，就視為逼港人與內地融合，使我們失卻「Hongkongness」的「一國一制」詭計。

因此，儘管商界和專業界憂心忡忡，政界和知識界仍然埋首在政治爭拗裡。關注點的分化令香港陷於停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