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8年10月28日 星期二

想念华尔街


原载《南风窗》双周刊2008年10月22日号
一个月前,本栏说香港继2003年沙士后,在〈政经两方面同时遭到冲击〉。不料面对80年一见的金融海啸,“冲击”远远不足以形容形势的严峻。
同属金融中心的开放型小经济体系新加坡已步入衰退,香港相信也难逃一劫。因为股楼插水,倒闭、破产、失业上升而加剧的劳资和贫富分化,必定反映在政治上。商界为求自保,将更趋保守;基层为了生存,也将激烈抗争。库房因为衰退而入不敷支,无力应付民生诉求。官商与市民的摩擦将会加剧,源于生活的家庭悲剧将会充斥传媒。要到淘汰了“足够”的弱势行业和劳动力后,经济才可望进入新的上升周期。但此时已尸横遍野。
我无意危言耸听。但这次的金融危机,我做了30多年的新闻,还是第一次领教。市场缺口恍如太空的“黑洞”,美欧各国天天加大力度救市,但所放出的千亿计美元恍如落入无底洞。危机看不到尽头。香港回归头几年,亚洲金融风暴所激发的社会矛盾有可能重演。
我不敢说,明年回归日,香港又会有几十万人上街,戾气冲天,但必须作最坏的打算。何况香港上次有难时,内地经济仍然势不可挡,可以伸出CEPA(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)的橄榄枝。但这次的华尔街灾难非亚洲危机可比。国家对欧美的出口将大为缩减,股楼也少了外资的支持。目前只因为人民币并非自由兑换,危机来得较慢。但东莞和浙江已开始为制造业救亡。面对全球性的风暴,中国不可能靠内需独善其身。若此,中央恐怕很难提供太多的协助。港澳还得自己挺住。
限于财力,我没有能力参与华尔街。但自1980代初起,就开始“近距离”地观察,历经1987年10月的股灾。当时我在纽约编中文报纸,起初负责财经版。我做的是亲大陆的小报(侨社的中文报纸有三大派:反共亲台湾,拥共亲大陆,只求赚钱的商业报,以亲台的势力最大),财经组只有我一个人,选材撰稿起题校对一脚踢。
当时海外的中文报主要是翻炒两岸三地前几天的报纸。报导侨居地时,只讲华人圈子,不鼓励侨胞走出华埠、融入大社会。但我因为搞学运才改行做新闻,觉得华人无论住在哪里都不应该固步自封,因此积极介绍华尔街刚开始流行的理财工具,希望改变老一辈把现款塞在床底下谩藏诲盗,或者存活期任由通胀侵蚀的习惯。我开展了这方面的报导后,银行开始注意,其他中文报纸加入竞争,开阔了华人的眼界。
个人理财工具当时作为新生事物,主要是股票互惠基金和类似现款的货币基金,风险低,投资额小,机制明确。投资者有可能会赔,但不会破产。但后来华尔街见猎心喜,创造出大量的投资“衍生工具”(derivative),背后的机制日趋复杂。资产一押再押后,用隐晦的手法和美丽的词藻彼此推销,只讲回报,避谈风险。在股市狂热中,连最有名的金融机构也互相承受,毫不怀疑。但所有的资产彼此扣连,只要有一个环节大贬值,整个资产链就像骨牌那样没救。
最近导致全球爆破的一些产品更带有欺骗性。月初我在港的专栏见报后,一位获政府高层咨询的名教授来电,明言他和大学的一些同事也搞不懂最近出事的CDS(Credit Default Swap亦即“信贷违约掉期合约”)具体是怎么运作的。连大教授都不明白,也就是说,无法估计这种工具的风险、爆破后要赔多少钱。我的这位研究院室友一向敢言,经常见报,但现在显然觉得很无奈。
我与华尔街的接触不限于新闻报导。有一年多的时间,华尔街距离我上下班的必经之路步行不过五分钟。我当时住在与曼哈顿一河之隔的新泽西,一周六天,凌晨四点半坐名为PATH的地铁进纽约,在七年前恐袭中倒塌的世界贸易中心下车,然后走将近半小时回华埠。下午大约两三点再经世贸坐地铁回家。世贸倒塌、华尔街海啸,对我来说就像是老朋友遇难。我近年每次回纽约,都去世贸的遗址凭吊。下次也许还要绕过去华尔街悼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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