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8年12月24日 星期三

三十而立還是三十年河西?


原載《信報》時事評論 <兩地一檢>專欄 2008 12 22

  為了開放改革三十年後該怎麼走,各方由黨內外鬥到海內外。胡錦濤欲一錘定音,上周借紀念開放改革之便「左右」開弓,既排除左的回頭路,恢復以公有制為主體,亦痛斥照搬西方政制的右派「邪路」,例如本欄上周提到的《零八憲章》。

  總書記為國人制訂了中長期的美麗藍圖:十三年後也就是中共建黨百年時,全國達到小康;繼而在四十一年後也就是共和國百周年時,達到社會主義現代化。但他除了督促黨員自強,並未說明該怎麼走,顯然還未找到左右之間的第三種政制,而只會見步行步。看來明年三月的兩會也不會有突破。

  但社會矛盾迅速惡化(《明報》周五引述北京學者說,明年各種潛伏的政治力量將會「走到前台」),國人只怕等不了十三年。借用當年蘇聯反共作家的名言,中共也不一定活得到那天。即使沒有人篡黨亡國,按照過去這三十年的軌跡,四十年後的中國恐怕只會以共產黨之名行黨國資本主義之實,談不上胡總許諾的「民主、文明、和諧」。屆時的「中國共產黨」只是祖上留下的老招牌,沒有人會當真。

  中共的蛻變在內地是公開的話題。一個學運過來人說,他在內地從商時,看到太多腐敗,後來見人就問:七千萬黨員有沒有百分之五是好的?被問的人包括黨官,起初說應該有吧。但看到友人滿臉狐疑,自己也覺得不可信,說也許沒有。友人追問:那有沒有百分之一?答道:這總有吧!但這回輪到我質疑:百分之一也就是七十萬,分散在全國,肯定被地方上另外的九成九同僚踩扁。

  友人補了一句:我假設胡錦濤這些頂上的人是好的。言下之意,胡、溫一個頂一百萬。但這就像一個身兼地方人代的下海黨官對香港有線電視說:「黨中央在北京,離我們遠得很!」換言之,中央縱有包青天,但山長水遠,老百姓日常被數以百計的貪官奸商裹脅,只能按後者定下的土規則來生活。說穿了,在地方上想發財、做實事、有影響,哪能不沾鍋?

經濟崩潰帶來政治危機

  意料之中,中共紀念改革開放,異見者則唱對台。流亡美國的「六四黑手」陳子明等人出版文集,認為目前是《中國改革的末路》(夏菲爾十二月初。我在書店翻過,最有價值的可能是百多頁七八年以來的大事記)。近月適逢金融海嘯,中國出口暴跌,東莞蕭條,民工異動。西方傳媒質疑中國的經濟是否正步日本當年的後塵。美國《新聞週刊》亞洲版的封面大彈中國〈fragile〉,英國《經濟學人》封面則說中國〈vulnerable〉。轉眼間,中國的形象由「新世紀內超越美國的第一強國」回到百年前外強中乾的「天朝」。上周看本報網頁得知,久違了的美國華裔評論家 Gordon G. Chang(章家敦)為右派刊物 The Weekly Standard 撰文回顧中國的改革開放,重申過去七年來未能應驗的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論,認為「Economic collapse may soon bring political crisis」,預言中國樹倒猢猻散。

  如何看待中共涉及個人的家庭、教育、友朋、利益、情仇、宗教、意識形態……,兩極的看法都有本身的理由。以改革開放來說,過去這三十年是人類史上規模最大的經濟「奇蹟」,但也留下了同樣龐大的後遺症。正負相抵,功仍大於過。下一階段的國運當在「三十而立」和「三十年河西」之間,既不是人到三十,如日方中,但也不見得就是「三十年河東」之後,「三十年河西」,粵語所謂「有咁耐風流,有咁耐折墮」。

  中共在四九年後錯多過對,而且錯的大、對的小。錯的時候禍國殃民;但其中做得最對的改革開放,說穿了只是馬克思說的解放生產力。中國人是地球上生命力最強的民族,也最溫馴服從。中國的經濟成就,國人勤勞自強比改革開放的功勞更大。生產力本來就屬於人民,硬是禁錮了三十年,中共先要罪己才談得上有功。

  但一口咬定中共除了極權腐敗,別無是處,則過於偏頗。開放市場無疑讓中共將獨攬的權力轉化為金錢以謀私利,但也解放了十三億人的生產力、讓國人得以選擇生活方式。何況在那些認為推翻中共才能救中國的人裏,看不出有誰能順利接過權力,迅速讓國人過回自己的生活,以免觸發全球最大的難民潮。

  看本港兩大報對改革開放的回顧可以感覺到,積極在北京經營的知識報想走開明建制派的路,在可能的範圍內批評;而一向是內地拒絕來往戶的大右報則繼續反建制,但減少煽情、增加深度和說服力,周四的〈胡溫矛盾突生〉一文就值得注意。只要中央看得開,這兩種態度都有積極的作用。但讀者就要兼看兩報,不能只信一個。

逐漸喪失和平轉型條件

  批判改革開放的新書,袁劍著的《中國:奇跡的黃昏》(文化藝術出版社零八年九月初版)值得一題。與一般講故事的國情書不同,作者主要談經濟,有數據、有理論、文字不「酸」,有說服力。袁劍生於六零年代,最近上過香港的電視,肯定改革開放,但慨歎其變質,認為農民只好了頭幾年,真正得益的都是「官商」,中國已淪為「官僚資本主義」。

  作者的文風很內地,聳動、富挑戰性,內地幾乎所有知名的經濟學者都被批。本書主要寫於四年前,但論點整體上仍然有效,甚至因為金融海嘯,所講的危機顯得更迫切。以下是書中的摘錄:  國運:底層不堪剝奪。國債十七萬億元,隨時可能破產。中國正逐漸喪失和平轉型的條件,胡錦濤時代出現重大轉折的概率相當高。

  「六四」:物價闖關失敗引發通脹。民眾同情學生,但上街只是想發洩。知識分子錯以為支持激進的改革。六四剝奪了改革的最後一絲理想主義,變成野蠻、原始色彩的經濟衝動。鄧不再具有領袖魅力,政改消失,改革只能在官僚利益最大化下追求經濟增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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