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9年5月2日 星期六

當年中日被逼走上相反的路

原載《信報》2009年4月27日〈兩地一檢〉專欄

  日本上周春祭,大概相當於中國清明。即將訪華的右派首相到靖國神社交貨,議員更集體參拜。但中韓反應低調,中國更高調檢閱海軍,似欲藉勢崛起。但「五‧四」運動九十周年在即,「保衛釣魚台」成為學運傳承的象徵。香港街上掛著橫匾,台灣六七十年代留美的人士定於月初回台紀念保釣,說要請在學期間曾參加釣運的馬英九出席。我從日本旅遊回港後,看到一則電視新聞,或有助於知彼知己。

  為了紀念一百五十年前被西方強迫開埠,東京的門戶橫濱近日從西方請來一隻幾層樓高的機械蜘蛛,讓其在街頭橫行,日人都覺得kawai。但橫濱當年被人霸王硬上弓,經驗絕不好受。日人當時閉關已兩百多年,自得其樂,沒想到幾艘漆黑可怖的美國砲艦開到東京灣示威,噸位比日本船大幾十倍。日人久不上陣,嚇得屁滾尿流,只好在一八五九年六月開放中部的橫濱、南部的長崎和北部的箱館(今北海道的函館),與西方通商。但現在這幾個城市似乎慶幸自己得以帶領國家進入現代。

  這與中國人有天淵之別。橫濱遭劫十七年前的一八四二,中國在鴉片戰爭中慘敗,香港被英國拿去當養子。翌年七月,上海像橫濱那樣被迫開放。這兩個小漁村先後淪為中國最大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,但也從而發展成為大都會。上海在一九四九年「解放」;香港被英國人管了一百五十多年後,也在十一年前回歸。但很難想像中國的兩大金融中心今天會慶祝自己當年被列強「蹂躪」,又或者紀念國家被迫簽訂《南京條約》,一八四一年英軍在水坑口登陸,佔領香港。
中日看待外侮大不同,也許是因為以下的「國情」:

  文武之別:日本古時以武士為中心。武士隨時面對生死,故崇尚實力。而且不少受儒學薰陶,像岳飛多過張飛。對他們來說,被西方人用槍指著頭送死,不如反過來取長補短,美國人說,If you can’t beat them, join them。日人早期從葡萄牙人手裡取得火槍後,翌年就開始生產,幾年內即已普及。戰後初期,產品靠模仿歐美,「日本貨」是「化學」的代名詞。但勇於學習、精益求精,最終超越歐美。日本四十年前幾乎不生產自用車,但只用二十年就打垮了美國車,導致今天美國三大車廠的厄運。我們相反,發得太早,以為有五千年的文化就永遠無敵。以儒家為道統、文人為中心、科舉為階梯、務虛為榮。智者埋首書堆、吟風弄月,鄙視實際。我們把發明家當作工匠,在「士農工商」裡的排名還不如農民,以致有發明而無展。「四大發明」被歐洲人發揚光大,反過來控制我們。

  敬虔之心:日人崇拜自然,將萬物當作神,處事時畢恭畢敬。飲茶、擊劍、柔術固然有「道」,連握壽司、下拉麵甚至進食的方式都帶有宗教心(雖然我覺得,日本不同餐館的食物並沒有那樣大的分別)。我們相反,獨尊儒家,宗教地位低,缺乏敬虔心,只求實用,拜神純粹為利害。雖然比日人更善於模仿,但走精面,做到魯迅筆下的「差不多」就交差。雖然能夠用最快、最慳水慳力的方法複製任何產品,「世界工廠」當之無愧,但學習先進時只求八十分,只能在廉價市場裡稱霸。而且一味求快求多求便宜,難免造假。雖然憑著十三億人口,再亂搞也能找到足夠的「瘟生」,但到日資超市轉一圈就感覺到,中產願意較街市價多花一兩倍的錢來換取安全,內地輸掉的不僅是市場,而是國民歸屬感。成龍不滿港人崇洋崇日而不崇中。但正如毛澤東說,人民怎會有無緣的愛和恨?

  一句話,日人笨而慢,但可靠;我們精而快,但容易用在壞處上。最近上映的日本片《禮儀師之奏鳴曲》和描述中國非法移民打混的香港片《新宿事件》(主角正是成龍),是最佳的對照。片子裡「禮儀師」(日語稱為「納棺師」,本木雅弘扮演)對往生者的尊重,令人對日本肅然起敬。日前在東京返港的班機上,我看了香港尚未上映的《嫌疑人X的獻身》(改編自日本人氣作家東野圭吾的名著,我在公共圖書館預約了將近半年還未輪到)。戲裡的執法人員趕抵命案現場後,先按神道儀式對著屍體低頭合十,然後才收集證據。有基督教傳統的西方人也沒有這種禮貌。

  但話說回來,日人除了官商不分、層級分明、和諧蓋過制衡,做足一百二十分也有副作用。一是成本高,苦了基層。幾百元一個密瓜、一磅和牛,想想也罪過。次之是產量少,難以滿足大量的需要。三是不環保。包裝之精美、安全冠絕全球。但包裝的過程和用完後的處置和再生,耗費大量資源。希望中國及早擺脫暴發階段,多花錢以確保產品的安全,少用來包裝。

  日本在一八五三年遭美艦脅迫後,被迫與美歐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;六八年開始維新(現代化改革);七五年逼使朝鮮簽不平等條約;八九年頒布憲法;九四年在甲午戰爭中大敗中國,此後據台五十年,同年開始廢除與西方的不平等條約;一九零四年大敗俄羅斯,躋身五強;一零年兼併韓國;一一年亦即中國辛亥革命同年,廢除所有不平等條約,恢復主權。換言之,由遭遇外侮到與西方平起平坐,花了五十八年。但後來侵華和對美英宣戰,四五年以慘敗告終,首次由外人入主。大約在六零年代後期才恢復列強地位。中國則自一八四零年鴉片戰爭算起,直到近年才再度與西方平起平坐。花了一百六七十年,將近是日人的三倍。

  日人維新後,不但要與西方平起平坐,更以領導亞洲人打倒白人為致志,戰後高聲對美國說不。但文化包袱小、地理條件所限,反應靈活。一旦明白西方比自己先進,很快就由恐懼變成擁抱。主島本州呈條型,海岸線長,但橫向很窄,一旦遭外人入侵,沒有腹地可以退守,不得不妥協。中國腹地大,沿海失陷仍可退入內陸,就如清末慈禧逃避八國聯軍,蔣介石和毛澤東分別以重慶和延安為抗日基地。但中國正因為是大魚,成為列強主要的目標;日本一來小,二來被用來遏制俄羅斯南侵,獲西歐列強網開一面。二戰後又因為韓戰,獲美國扶持以圍堵中共。說白了,日本的飆升除了民族的功勞,也帶點「運氣」。(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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