親人連日聚會後今休息，留家看明天揭曉的奧斯卡電影，連帶看《哆啦A夢版我同行》，發覺這可能是最差的一屆奧斯卡。
美國片今屆回歸本土。《Boyhood》和《Birdman》兩大熱門都是對白片，美國話題，看英文字幕都跟不上，前者悶，後者甚至可憎。
《Boyhood》名義上跟一位男童由小一到入大學拍足12年，看似兒童成長的紀錄片；實則由職業演員演出為單親父母訴苦。一開戲，主角的母親就已離婚，撫養與前夫生的一對姐弟。接著那12年結過一次婚，有過一個同居男性，但都難以廝守。但最後發覺，後來的兩個男人還不如第一個丈夫，但後者已再婚產子。
她在大學教心理，不濫藥不酗酒不濫交，美式婚姻的脆弱由此可見。但這對離婚父母總算好來好去，不像很多變成仇人。
美國離婚父母花在爭奪撫養權、探視權上的精力多過與子女相處。離婚後可能居於不同的城市。另一方來探望子女，長途跋涉的耗費多過與子女團聚。
《Birdman》更純屬文藝圈強化下的個人主義社會病。導演或藉此報復以踩人為榮的自大藝評家，但主角也難以同情。
他在荷里活大紅過後，連演話劇都滯銷，酗酒洩憤，妒忌後起之秀，當然也少不了離婚、與子女的矛盾。最後在台上上演真暴力來搶得《紐約時報》藝術版頭條，幾乎比壞人更討厭。看Tennessee Williams可知，這種偏激角色是美國的最愛。
由於兩部角逐的英國片《Imitation Game》和《The Theory of Everything》(相當於霍金前傳)以英國科學家真人真事為本，美國人怕還是會捧國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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